美国刑事司法史:新千年的刑事司法（2000-2002年）

厦门大学经济法专业2006级硕士研究生  刘娟娟 译

历史年表

1993    多伯特诉梅里尔制药公司案（Daubert v. Merrell Dow）

1999    首次对于有关指纹识别的多伯特原则的挑战

2000    最高法院在电刑自1890年出现后第一次对其进行复核

2000    伊利诺斯州宣布中止死刑

2001    最高法院考虑对于智障者的刑罚执行问题

2001    密西西比州投票决定保留在州旗上的联邦象征标识

2001    1963年伯明翰爆炸案件的嫌疑犯继续受审

2001    谢弗诉南卡罗莱纳州案（Shafer v. South Carolina）

2001    反堕胎而枪杀医生的嫌疑犯詹姆士·查尔斯·科博（James Charle

　　　　Kopp)在法国被捕

2001    26个国家的代表一起庆祝苏格兰场（即伦敦警察厅）（Scotland Yard's） 的指纹识别署（fingerprint bureau）成立百年

2001    奥克拉荷马市中心的联邦大楼(Alfred P. Murrah Federal Building in Oxlahoma City)爆炸案的罪犯蒂莫西·麦克维(Timothy McVeigh)被处决

2001    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路易斯·弗里（Louis Freeh）6月份下台

2001    针对美国的恐怖袭击造成3000多人死亡

2001    美国联邦调查局将反恐视为最重要的任务

2001    纽约市政府赔偿警察暴力受害者艾布纳·路易玛(Abner Louima)875万美元

2001    布什总统在《美国爱国者法案》（USA Patriot Act）上签字使之成为法律

2002    DNA鉴定使第100个罪犯获释

2002    超过十亿美元被批准用于打击生物恐怖主义

2002    司法部质疑指纹鉴定结论的可靠性

2001年9月11日19个阿拉伯国家的劫机者劫持了4架飞机向美国发起了联合攻击，造成了3000多人死亡。¹那一天是美国历史上第二血腥的日子（仅次于1862年（我上网查了一下安提坦战役发生在1862年，而不是1982年）南北战争中的安提坦战役（Antietam））。这次袭击后，刑事司法制度面临重组，面临它200多年历史里前所未有的挑战。司法部长约翰·阿什克罗夫特（John Ashcroft）说他希望司法部和联邦法律的执行部门进行 “战时重组”以预防未来的恐怖袭击。阿什夫罗特克还建议将原本由FBI承担的很多法律的执行义务改为由州政府或地方政府承担。FBI被寄希望于可以成功实现这一激动人心并且具有历史意义的转变——从逮捕银行劫匪和贩毒者到将更多的精力放在反恐方面。

最有争议的反恐措施之一就是拘留几百个人，其中大部分是中东人。其他的对付恐怖活动的措施包括组成军事法庭来审判外国的嫌疑犯，扩大窃听的使用范围，监听律师和被拘捕者的谈话。虽然民意调查显示美国人是支持这些举措的，但是一些强调公民自由权的团体和立法者把这些举措的综合比作是发生在1920年司法部的帕尔默突袭，控告这些新的策略会破坏很多公民权利原则。

尽管对这些新的策略有争论，但是在2001年10月由《国家法律杂志》（the National Law Journal）主办的一个民意调查中大部分接受调查的美国人赞成日益增长的窃听活动和对嫌疑犯的监听，并且提出在刑事案件的可能的陪审员中要设置一个普遍的前法律程序的强制手段。在很多起诉纽约的警察暴行和洛杉矶的腐败的案件出现后，早期民意调查反映出来的反警察的舆论，这是舆论的一次颇具戏剧化的变化。超过一半的被调查者同时表示在一定的情况下种族偏见是可以接受的。因此这个民意调查表明当911事件导致很多民众回过头去思考有关种族偏见，死刑和对公民自由的保护时，民众对于刑事司法的看法出现了分歧。

看上去好像随着美国进入21世纪，日益显现的民族和种族多样性为未来铺了一条更和平的道路。很多困扰整个国家的老问题在过去几十年里处于蛰伏状态，最近由于一些大家很熟悉的原因又重新出现了。很多学者指出城市暴乱是现代警务学（modern policing）产生的其中一个推动力。1849年纽约城发生了阿斯特（Astor）警察暴动后出现了第一次的警察制暴培训，从那以后，除了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反战时期以及涉及公民权利的事件中，制暴训练遭到了警局的冷遇。1993年洛杉矶的暴乱再次证明了怎么样才能在完全没有准备的情况下去处理有蔓延势头的城市动荡。2001年4月，辛辛那提（Cincinnati）的警察面对了一场由于警察杀死了一个手无寸铁的黑人而引发的连续三昼夜的动乱，这是在过去的六年里的第15起类似事件。从刑事司法的历史中吸取经验，市长颁布了一个全天的宵禁令。在地方居民和宗教领袖的帮助下，最终警察控制住了动乱的局势。

一些和警务学一样为我们所熟悉的因素可以帮助解释在辛辛那提爆发的暴动，包括市中心地区的经济下滑，警察的侵扰和暴行，种族偏见，以及数量不成比例的白人警察的力量，这股力量是与它所服务的地区的统计人口是不相称的。考虑到市民委员会成员的投诉，比如他们抱怨警察不和他们进行交流以及没有被授予适当的对于有关投诉警察事件的调查权，从历史进步的观点来看,在威廉·帕克（William Parker）领导下的洛杉矶警局和罗斯福领导之前 (pre-Roosevelt)的纽约警局的专横的做法立即引起了人们的注意。

立法者（THE LAWGIVERS）

对于青少年的暴力犯罪的强烈反对措施——适用于公立学校的“零容忍”政策，在2001年有所缓和。联邦政府命令所有接受联邦基金的学校必须开除那些将手枪带到学校的学生，这使得上述政策变得很突出。加利福利亚州的政府将范围扩大了，任何被抓到贩卖毒品的学生都必须被开除。20世纪90年代末的校园枪击事件越来越受到公众的高度重视，这使得校委会将这一政策又往前推了一步，携带任何可以组装成武器的东西（包括玩具枪、指甲剪等）的学生都将被开除。其他的措施还有将一些家庭使用的药物如阿司匹林、醋氨酚（Talenol，一种代替阿司匹林的解热镇痛药）列入禁用药物。

领导反对这一严厉政策的是教育家和一些老师，他们认为对于那些相对轻微的有关酒精和武器的违法行为而处以停学处分，这对于学生来说惩罚过重。零容忍政策导致童子军由于不小心将童子军营用的刀带到学校而被开除，以及一个十岁的女孩当她发现她不小心将妈妈的厨房用刀带到学校时把它交给了校方仍被开除，这些引起了社会的评价热潮。但是尽管有这些被广泛宣传的例外，很多学校的管理者仍然相信这些政策能减少校园暴力和阻止药物滥用。出于妥协，一些学校采用了比较轻的惩罚措施，尽量做到惩罚与违反行为相称。²

麻醉药（Medical Marijuana）

当最高法院正在考虑加利福利亚州的全民公决——在1996年使为医用而种植和持有麻醉药品合法化，关于医用麻醉药品的已经酝酿很久的论战的其中一个颇有争议的争论将各州推到了联邦反对毒品斗争的最前线。2001年3月，当联邦政府查封了加利福利亚州的几家麻醉药品的批发商，法院第一次介入了这个关于医用麻醉药品的论战中。当前医用麻醉药品合法化的支持者的风险是药品的提供者能否以“医疗的必需”来使自己免于受到联合反对毒品者的起诉。直到2001年夏判决才作出。又有其他九个州³通过了类似于加利福利亚州的法律，因而这个判决将会有更深远的影响。

反对毒品斗争的支持者认为州通过的法律放松对麻醉药品的管制是基于错误的认识，这会导致对打击毒贩行动的严重破坏。很多人将这一医用麻醉药品事件视为烟幕，目的是希望逐渐使游戏性的偶然使用毒品合法化。但是，病人和一些医生将麻醉药品看成是可以减轻化疗痛苦的灵药，吹嘘它在增加癌症和艾滋病人的食欲以及治疗青光眼方面的作用。

在1970年的《联邦管制物质法》（Federal Controlled Substances Act）中，麻醉药品被划分为毒品，一类最有可能被滥用的毒品。但是尽管一些研究使毒品强制执法管理局（Drug Enforcement Administration）的首席行政法官（chief administrative law judge）在1988年声明麻醉药品是“一种最安全的治疗用的活性药物”，然而联邦检察官拒绝暂停他们禁止麻醉药品的进程⁴。

911以及它对于法院的影响 (September 11 and Its Impact on the Courts)

9月11日的恐怖分子袭击对于美国的刑事司法制度产生了极深远的影响。看看历史纪录（比如南北战争以及二战中的拘留日本人的军事法律），911事件后很多已经赋予公民很长时间的自由权基于安全的考虑受到了限制。一些学者认为美国公民享有的自由权利“已经达到了开国之父无法想象的程度”。⁵历史学家埃里克·方纳( Eric Foner)却坚持认为，赞成公民自由权这一看法“在我们的文化传统中根深蒂固”，这是一个很清楚的社会现象。方纳声称“在我们的历史中的大部分情况下，权利法案都是基本不适用的”，以20世纪20年代 “红色恐惧”时期的暴乱以及二战时期对于日本裔美国人的扣押为例。⁶对于美国的公民自由权的发展问题的调查表明公民的自由权是经常“扩展的，是人们约定的”而不是“固定和不变”的，特别是在社会剧变和战争时期。

911事件后的几个月里，联邦政府授予窃听电话和浏览电子邮件的法律上的强制权并且形成了自由言论的自我审查的氛围。2001年10月26日，乔治·W ·布什总统签署了《美国爱国者法案》（The USA Patriot Act），这个法案扩张了政府的权力，政府有权监听私人的谈话、检查私人的电子邮件以及允许警察在获得搜查令时进入公民的家里而不需要公民的同意。这个新的法案也使得因为怀疑外国公民对于美国的安全构成威胁而驱逐他们出境变得更加容易。由于最高院的一系列的判决使外国公民享受了美国历史上外国公民拥有最广泛自由权的时期，这之后外国人，大多数情况下是有中东背景的外国人，被调查者当成目标并受到公民的怀疑。

2001年的夏天，最高院的一个判决认为只要外国移民进入了美国就应该受到宪法的保护“不论他们的进入是合法的还是非法的，是暂时的还是永久的。”这个政策是在911恐怖袭击事件后的严格审查制度下产生的，当时司法部长约翰·阿什克罗夫特（John Ashcroft）下令拘捕了1000多个被怀疑对国家安全造成威胁或者可能拥有与恐怖袭击相关的资料的外国人。关于这些被拘捕者的资料在最初得到的很少，他们被禁止与家人和律师见面。直到2002年3月，仍有超过100个人面临刑事起诉（其中没有一个与911事件有关）。

当很多这一新的安全保障方案的支持者宣称“不寻常的时期要采用不寻常的方法”时，公民自由论者已经对于这些新的方式表达了他们的不满，特别是其中的将允许由军事法庭来审判被怀疑为外国恐怖分子的人这一方式。在自由主义者和公民自由论者看来，军事法庭几乎没有在军事界以外用过，是相当险恶的地方。回想英格兰都铎王朝（15世纪）时期的星座法院（Star Chamber）的法庭，军事法庭是秘密的而且其给予被告的权利少于一般法院给予的。在军事法庭的审判中，全体军事法官都有在未取得意见一致的情况下判处被告有罪或无罪的自由裁量权，甚至可以适用死刑。一旦被告被判刑，他们几乎没有什么机会求助，因为他们被禁止向上级法院提起上诉。军事法庭的判决只能由总统或国防部部长撤销。

剥夺公民权的法律（“Civil Death” Law）

超过两个世纪，很多州都否认重罪犯享有选举权以及重新参与民主生活的权利。这个传统在 2000年竞争激烈的总统选举中更加突出。根据一个专栏作家的观点，佛罗里达州的剥夺政治权力的法律“使得很多的非裔美国人不能参加投票”，以至于整个州以及随后的总统职位“送给了乔治·W·布什”。⁸根据华盛顿的审判项目组织（Sentencing Project）的估计，四十万的佛罗里达州黑人居民，占佛罗里达州黑人总数的31%，由于过去的重罪判决被剥夺了公民权。在另一个调查中，明尼苏达大学和西北大学的犯罪学家们发现佛罗里达州的所有黑人公民中有13.8%都没有选举权了。据说，死刑以及不断增加的监狱犯已经导致全国范围内一个人数众多的集团被剥夺了公民权。这个现象迅速成为一个很有说服力的公民权利问题。专栏作家尼尔·彼尔斯（Neil Peirce） 指出“成百上千的黑人青年” 由于反对毒品的斗争而被关进监狱，因而“在他们有机会代表全体选举人的公意去投一张总选票（cast a single ballot）之前就被剥夺了公民权”。⁹

执法 (LAW ENFORCEMENT)

随着犯罪活动日益全球化，美国警察制度对此的对策是派更多的人员去外国。1999年，有1649个美国的警务人员基于知识产权、培训、打击犯罪的目的被分到国外，且是长期的。1998年美国驻坦桑尼亚的大使馆发生爆炸后，FBI的探员被派去调查此事。根据估计，到2000年美国共有100个FBI的探员被分配到了37个国家的办事处。¹⁰到20世纪90年代，由于恐怖主义变成了大家关注的焦点后FBI甚至减少了可以参观其设在华盛顿的总部的人数。

2002年3月，司法部长阿什克罗夫特（Ashcroft）计划将联邦基金从州和地方的警务预算中抽出转而用于追捕恐怖主义分子和防止新的恐怖袭击的计划中。根据新的预算，将有19亿美元被用于新的反恐措施，其中包括新的移民跟踪系统和具有新的监视功能的性能更好的飞机。

2001年的社区导向警政服务（The Community Oriented Policing Service，COPS）计划花费了三亿八千五百万美元用于雇佣新的警务人员，这个计划也被宣布为是成功的。但是，尽管它很成功，阿什克罗夫特（Ashcroft）坚持减少预算是必要的，因为“911事件后，世界又面临来自古老邪恶的新的威胁。”对于预算减少的批评，布什政府提议为州和地方的警务计划设置一个8亿美元的基金项目，这个是不需要国会同意的。

警察武器装备在科技方面的进步使警务也进入了21世纪。执法部门已经成为高科技产品的高速增长的市场，特别是非致命性（less-than-lethal）武器和装备。在新世纪的蓝图上包括了这些新的武器装备：诱捕网络（snare net）、智能枪（smart gun）、频闪护目镜（strobe goggle）、用于控制被捕者的后座气囊（rear-seat air bag）、用来探测隐藏武器的毫米波摄像头（millimeter wave camera）和用于探测毒品的反向散射X射线扫描仪（backscatter X-ray scanner）。

   在过去的十年里发生了非致命性技术的革命。人们作了很多努力以达到这样的目标——减少有关警局非法造成人员死亡的控告以及对于警察在逮捕过程和控制聚会人群时越权的诉讼，而不仅仅是为了发现危险系数更小的控制犯罪的手段。

   20世纪90年代末，警察暴行经常上新闻头条，尤其是在纽约市，艾布纳·路易玛(Abner Louima)被警察袭击、阿马杜·迪阿罗（Amadou Diallo）在自己公寓门口、没有携带任何武器，警察开了41枪导致其死亡，这两起事件成为了国家新闻。路易玛在一个警察专用的浴室里被警察将一根扫帚棒插进肛门，造成了他严重的身心伤害。两名警察因为实施伤害行为被起诉，另外四名警察由于试图掩盖该事实而被判妨碍司法公正罪。在布鲁克林的警局遭到警察的严刑拷问的四年后，路易玛与市政当局以及主要的警察局达成总额为八千七百五十万美元的赔偿协议，并且市政当局和警局许诺在警察执行任务方面进行改革。这个是纽约市历史上赔偿数额最大的一起警察施暴个案。这也是美国警察联合会（Policemen's Benevolent Association）第一次对于起诉自己的案件进行赔偿。在部门政策改革中，有对“48小时原则”的改革，即允许犯罪嫌疑人在被捕48小时后再接受讯问。

十一世纪的社区警务 （Community Policing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2001年，大部分主要的警局都已经采纳了“立足社区”的警务哲学，用行动表明他们实现了一个根本性的转变，“从传统的消防队似的警务”（reactive policing, 西方人给它起一个形象的名字叫“消防队似的警务”。这种警务是“平时看不见，电话来呼唤，来时急如火，回去一溜烟”。译者注）转向一种更为积极的方式。根据2000年的司法部的报告，在1997到1999年间，采取日常步行巡逻的警局比例从28%上升到了34%。1999年，全国有超过2/3的警局有某种类型的立足于社区的警务计划，而1997年比例仅为34%。设置的社区警察职位的数量从1997年的20,000攀升到了1999年的113,000。这个在19世纪80年代才凸显重要性的反犯罪活动的哲学，即主要采用步行巡逻和骑自行车巡逻的方式，试图影响所有社区的人们去确保他们邻居更加安全。

除了一些轶事证据，专家们警告说很难去衡量这个基于社区的警务能有多有效。在2001年初，整个国家的几乎12,000个法律强制机构都申请了联邦政府的拨款用来执行一些关于社区警务的案件。

根据凯瑟琳·贝克特（Katherine Beckett）和西奥多·塞尚（Theodore Sasson）的观点，警务学的一些发展，包括先发制人的以问题为主导的警务和零容忍政策，可能会“更加减少社区警务潜在的民主化的影响”。¹²尽管从被动出警发展为先发制人，但是还是没有什么证据证明这个新的政策可以抑制犯罪活动。

公民自由论者和警务批评家将准军事化的特警（SWAT）队伍在全国的警局的出现看成是对社区警务模式敲响的警钟。由于联邦政府的拨款以及资产没收法（asset forfeiture laws）支持，这些单位的目标开始对准毒品交易。

被质疑的“破窗理论” (Challenging “Broken Windows”) 

没有任何一个政策能有由詹姆 Q 威尔逊（James Q. Wilson）和乔治L卡林(George L. Kelling) 提出的“破窗理论”那样的影响力。随着20世纪90年代美国城市严重犯罪的显著下降，很多学者开始质问这一观点即一些城市比如纽约市的犯罪下降现象是“破窗理论”的结果。

依据破窗理论的建议，纽约市曾经作为“海报孩子”（即好的例子或模型）。几乎没有人能够否认在过去十年里犯罪率的下降是空前的，然而，对于这个现象的原因却没有一致的看法。在纽约市警察局局长威廉·布瑞登（William Bratton）的领导下，警察活动主要的目标是“维持秩序”，一个颇具侵犯性的针对大量的轻微犯罪者的运动，包括行乞者，擦车者（用橡皮擦清洗汽车挡风玻璃而索取小费的人，译者注)，擅穿马路的人。但是怀疑主义者认为犯罪率的下降是一系列较为复杂的客观因素影响的结果。

20世纪90年代，早期犯罪学家乔治·卡林说服布瑞登将破窗理论的概念应用到纽约的地铁系统。在备受关注的来自犹他州的恐怖分子在纽约地铁制造的谋杀案以后，地铁警察得到了4千万美元用于增强自己的行动能力。布瑞登在自己的自传中将这起谋杀事件视为纽约市犯罪率突然下降的催化剂。在他担任地铁警察局长的期间，布瑞登将这一理论用于打击地铁犯罪。布瑞登重新设计了地铁的统一标准，休整并改善了地铁警察学院，引进了更先进的武器和通信设备、提高了警察的士气。在逃票成为广泛关注的问题后，布瑞登派警察守在一些重要的点来逮捕地铁逃票者。很多的被捕者身上都藏有非法的武器，所以在逮捕一些轻微犯罪者的过程中，可以阻止一些那些利用被没收的武器制造的严重犯罪。很多过去的罪犯可能开始将武器放在家里。无论如何，地铁犯罪数量直线下降。

在1993年被选为警察专员后，布瑞登因使重罪的犯罪减少了近30%而受到好评。他采取了将计算机化追踪的犯罪热点与“生活质量动机”（quality-of-life initiative）结合起来，把目标锁定在造成混乱的行为、街头卖淫、行乞和其他一些未经允许的行为。另外一种犯罪控制的主动方式包括找出每一起犯罪中的手枪的来源，据此每一手枪的嫌疑犯都将受到侦探的询问。布瑞登与他的副手杰克·梅波（Jack Maple）协作，卸掉了警察的手镣，使他们可以放手去干，并且用民法和破窗政策来加强对折磨，袭击、不规范的行为和恶意破坏的行为进行规制。

   布瑞登、梅波和他们的梦想之队创造了计算机统计信息比对（Compstat）模式，一种将计算机统计分析和对社会责任的持续的需求结合起来的模式。作为布瑞登的第一战略家，杰克·梅波引进了新生的计算机化制图模式即被称为计算机统计信息比对模式（Compstat），是“计算机战略”（computer strategies）的简称。梅波要求每一个警署分管区都必须详细统计出枪击事件、非法持枪以及毒品犯罪以便精确地分配警力。在纽约的犯罪率历史性的下降后，其他的一些大城市也开始采取梅波的策略，这个策略是依赖于精确的和及时的情报信息、迅速的警力分配、有效的战略以及持续的后续措施和评估。

   当一些学者开始重新考虑“破窗理论”时，不断有很多的权威人士出现来质疑这个理论的最关键的假设。有一个政治学家甚至认为在纽约的“零容忍”这一灵药已经“妨碍了法院的多样化、消耗了司法资源”。¹³仍然有一些人认为将所有的犯罪都归罪于城市的腐化这过于简单，因为他们“只是有一些松散关联的事物，一些个别的问题可能需要稍微独特的政策去应对”。¹⁴

在纽约在享受胜利的果实时，其他的城市在使用了选择性的策略后也取得了相似的犯罪率的下降。伊里·B·西弗曼（Eli B. Silverman）认为，在诸如圣地亚哥（San Diego）这样的城市里，真正的转变是归功于“更明智的政策”。尽管仍然有对于“破窗理论”的批评，但是大部分的民意调查表明纽约市民非常支持保证生活质量的法律的实施。根据2001年7月的由公民犯罪调查委员会（Citizens Crime Commission）——一个非赢利的研究组织，发起的民意调查显示，非裔美国人、西班牙人、亚裔美国人和白人几乎都很支持这个法律。

联邦法律的执行（Federal Law Enforcement）  

2001年6月联邦调查局局长路易斯·弗里（Louis Freeh）的辞职（他的任期本来是到2003年才期满的）宣布情报部门历史上最具争议的领导人任期的结束。尽管在过去的八年时间里有很多的争议，但是在他的任期内还是取得了很多的成绩。在他的领导下，FBI雇佣了好几千个新的密探，与中央情报局建立了更好的合作关系，FBI在其他国家的探员人数是以前的两倍多，并且确保了三十四亿四千万的打击犯罪的预算，他在职的第一年就增长了58%。弗里在增加联邦调查局的多样性方面迈了很大一步，增加了更多的女性和少数民族。

路易斯·弗里，1950年出生在新泽西州的新泽西城，1974年他从法学院毕业后就加入了FBI。在后来的六年里，参加了一些主要的有组织的犯罪的调查。弗里在缓和港口工人联合会中的欺诈以及在“披萨帮”（Pizza Connection）案件中对于西西里岛黑手党的起诉中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因而得到了好评。1993年威廉姆 S 塞生斯（William S Sessions）辞职后，比尔·克林顿就任命弗里为联邦调查局局长。他的任期陷入了争论。一些备受关注的窘境毁掉了他的任职，其中包括与被错误起诉的奥林匹克爆炸的嫌疑犯理查德·杰威尔（Richard Jewell）的糟糕的会面、对泛美航空公司(Pan-Am)飞机坠毁事件的调查、一系列的国内的爆炸案件、FBI犯罪实验室的的无效率、发生在韦科（Waco）、德克萨斯州（Texas）以及爱达荷州的红宝石山脊（Ruby Ridge,Idaho）的交火事件、发生在原子武器实验室的安全方面的失误。很多批评家指责弗里，把他的问题归于以前在华盛顿没有积累高水平的管理经验。

2002年3月，两个参议院呼吁对于FBI进行一次大的变革。在FBI的间谍罗伯特·汉斯（Robert Hanssen）被逮捕以及这个机构的一些丑闻出现后，FBI在2001年7月初作了一些改变，司法部的主要检察员被允许在没有得到以前所需的司法部部长的同意而开始对这个机构进行调查。而且设立了一个计划——定期对于那些有权接触到敏感材料的职员进行测谎。这些变革是发生在FBI出现了很多备受注目的困窘的事件后，包括很多计算机和武器的损失、对奥克拉荷马市爆炸案制造者蒂莫西·麦克维(Timothy McVeigh) 的律师隐匿了很多文件、间谍汉斯的发现、大卫教派（Branch Davidian）与“红宝石山脊”（Ruby Ridge）的事件、把调查前核科学家李文和的事情办糟了、由参议员查尔斯·格拉斯利(Charles Grassley) (R-lowa) 和帕特里克·莱希（Patrick Leahy）（D-Vt.）提议的新的立法影响更深远。显而易见，司法部部长有对于FBI的管辖权，不仅仅如此，他们的管辖权中还包括《联邦告密者法案》（Federal Whistleblower Act）中的针对FBI内部雇佣者的条款、针对FBI内部的安全部门的条款以及需要向国会汇报的内容。

法庭科学的未来（The Future of Forensic Science）

在过去的二十年里，法庭科学技术的可靠性日益增长。我们非常熟悉的鉴别技术包括DNA鉴定和指纹分析，然而出现了一些新的识别方式——让调查者使用视网膜扫描技术、声纹识别技术、色谱分析技术（对于某种化学物包括人的唾液的分析）。计算机的使用极大的增强了调查人员对像山一样的证据进行分类和处理的能力，如果没有计算机数据库那将是不可能完成的。

近期对于完善罪犯识别系统的提议包括建议在收集因为电话犯罪（包括威胁、敲诈勒索、骚扰电话）而被起诉者的指纹的同时也收集他们的声波纹。作为标准的后法庭程序的一部分，很多州已经要求罪犯提供血液或唾液样本以作为可能的DNA样本。无论犯罪的调查人员进行了什么样的识别技术的改革去打击犯罪，公众都有很强烈的忧虑——这些技术会威胁到公民的自由权或者是由于在取样和作纪录时的错误会而牵连一些无辜的人。

2000年4月，在德克萨斯州大约有3500起系列谋杀案没有破案，因而开始试用一种新的计算机软件，这种软件将目标指向了连环杀手。与心理剖绘（psychological profiling）技术类似，专家利用犯罪现场的细节来猜测犯罪者的情感和智力特征，新的地理绘图技术利用计算机软件程序来散播犯罪的特征得到犯罪者最有可能的住所和工作场所的精确的位置。

大脑波纹检测（brain “fingerprint”）是正在法律执行中被试验的最先进的方法之一。这是基于电脑技术的最新的科技之一，它让调查者根据被测试者的脑电波对于电脑屏幕上的与犯罪有关的画面或文字的反应来识别罪犯或者还人清白。这个新技术是由拉里·法维尔.（Larry Farwell）博士发明的，它是基于这样的假设：大脑永久地保存着信息，包括与犯罪活动有关的信息。通过正确的训练和技术，大脑波纹可以恢复储存在大脑中的记忆。和测谎不一样，大脑波纹检测不是去寻找事实和谎言之间的差别而只是显示某个人的大脑中是不是有一些与某个特定的案件相关的信息。FBI以及美国海军进行了这个检测技术的首次测试，发现这个测试对于它的使用者的准确率为100%。¹⁷

指纹识别 (Fingerprinting)

在2001年的夏天，来自26个国家的超过400个代表聚集在伦敦庆祝苏格兰场（即伦敦警察厅）（Scotland Yard）的指纹识别署成立一百周年。官员们宣称之前他们利用指纹识别证据处理了10000多起案件。虽然阿根廷在1892年就成立了首家类似的机构，但是在引发指纹识别技术的广泛使用上，对于说英语的国家而言苏格兰场的影响更大。

1911年初，美国的法院首次采纳了指纹识别证据，从而，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指纹识别技术都是识别犯罪的权威的方法之一。在世纪之交，一些权威人士推测在以后的几十年里，指纹识别技术将被DNA鉴定技术取代。

近年，指纹识别证据面临越来越多的法庭上的质疑。从1993年最高法院对于多伯特诉梅里尔制药公司案（Daubert v. Merrell Dow）作出判决开始，法官在决定科学证据是不是可以被采纳上被要求扮演更积极的角色。根据“多伯特案”的指导精神，在指纹识别可以作为证据之前必须接受一些质问。根据此案的判决，法院提出了证据被判断为具有科学性而必须满足的五个标准：（1）可以重复性和可靠的方法（2）已知的错误率（3）可证明的假定（4）法律程序之外的可应用性（5）普遍的被接受。¹⁸

就像一个法庭科学家在最近的伦敦会议上所说的，“双胞胎有同样的DNA，但是有不一样的指纹。”但是对于指纹识别的主要的挑战是指纹的比对缺少一个通用的标准。不考虑持续的争论，指纹识别方面的科学家推崇仔细检查。但是就像一个专家所暗示的那样，“相关的问题并不是指纹能否精确的相同——而是指纹能否做到足够的相似以迷惑指纹鉴定者。答案是可以。”¹⁹让警察和检察官担忧的是，现在对于指纹识别的质疑同样也会损害弹道学的证据和笔迹鉴定以及其他的证据，亚利桑那州（Arizona）州立大学法学教授麦克尔·萨克斯（Michael Saks）对于法庭科学家所面临的窘境作了最好的概括，他对此的评论是“法庭促使法庭科学成为一门科学——要真实地检验它的主张，确定错误率、不能夸大结论。”²⁰

矫治（CORRECTIONS）

快进入21世纪时，无论是被监禁的还是被假释的、被判缓刑的成年人的人数都达到了历史上的最高值——六百四十九万，也就是说每三十二个人就有一个人。这是一个坏消息，好消息是1999到2000年这一年里被判刑的人的比例的年增长率是自1990年以来的年平均值的一半。根据政府的数据，在矫正制度下，成年人中有30%进过监狱。

紧随着三十年的监狱建设和越来越严厉的判刑法律，在2002年初，很多州由于预算不足被迫关闭了一些监狱、解雇了一些狱警甚至缩短了刑期。仅仅在一月份，俄亥俄州（Ohio）、密歇根州（Michigan）和伊利诺斯州（Illinois）都关闭了监狱。华盛顿是那些试图减少非暴力犯罪的刑期以缓解矫正机制过重的负担的州中的一员。

掀起建造监狱之风的是加利福利亚州。然而，这个州成为了自己政策的受害者，被迫关闭了五个小的由私人管理的安全系数较小的监狱，考虑修改州的重罪加长刑期法（three-strikes sentencing law）以缓解监狱的拥塞。

2000年大约有两百五十万的人被判缓刑释放或被假释。1990年有一半的被假释者成功的度过了假释期。十年后，只有43%的人度过了假释期，这个比例一直维持到年末。2001年末，乔治亚州（Georgia）（6.8%）和得克萨斯州（Texas）（5%）这两个州中处在矫正机制中的人占人口总数的比例最大。²¹

在911事件后，司法部的律师催促最高院制定这样的规定——凡是选择缓刑的人，必须随时开门接受警察的搜查。²²很多法官赞成这样的观点——当一个人选择了缓刑而不是在监狱服刑那么他就必须接受搜查房间和搜身。但是很多公民自由论者和刑事司法体系的成员害怕警察会侵犯公民的自由权以及形成被迫放弃其他的自由权利以换取缓刑这一模式。

青少年犯罪矫治（Juvenile Corrections）

在20世纪90年代末，对于青少年犯罪者的处理方式表明了对于一个存在了上百年的观念的强烈的反对。在这个观念中，与成年人相比，儿童和青少年应该更少被责备，在矫治过程中更容易被矫正。一个对于青少年犯罪比较严厉的观点出现了，这个观点认为几乎不能将青少年犯的罪与成年人犯的同样的罪区分开来。在过去的九年时间里，54个州都通过了使起诉青少年像起诉成年人一样容易的法律。由于青少年犯的一些引起高度关注的案件的推动，比如现存的校园屠杀，目前有55个州允许在一些特定类型的犯罪中，检察官将青少年罪犯从青少年犯罪程序中移到成人法庭中，大多数情况是暴力犯罪。今天还没有关于成年期的构成方面的一致看法。在佛蒙特州（Vermont）和堪萨斯州（Kansas），十岁以上的孩子可以像成人一样被起诉，而其他的州将界限定为十四岁甚至更大。在1985年到1997年间，在成人监狱里的十八岁以下的青少年的人数增长了不只一倍。

根据2001年美国律师协会（American Bar Association，ABA）的研究报告，被逮捕和被监禁的女孩人数达到了历史最高，现存的青少年司法体系已经不能应付这些年轻女孩的特殊需求。尽管总的来说青少年犯罪下降了，但是青少年犯罪中人数增长很快的部分是十八岁以下的女孩。在1988年到1997年间，白人女孩的犯罪增加了74%，非裔美国女孩犯罪增加了106% 。得出这个结论之后，美国律师联合会建议社区发展对于轻微犯罪的可以替代拘留和监禁的方法。美国律师联合会的报告指出与男孩相比，女孩会因为更为轻微的犯罪而被拘留；女孩更有可能因为很小的犯罪被逮捕，比如破坏公共秩序、交通违规、违反缓刑规定。另一种对于这种趋势的解释将目标瞄准了显得十分严厉的判决、警察对于国内暴力犯罪在执法中的变化以及将家庭冲突视为暴力违法。

21世纪的犯罪矫治（Corrections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对于刑事司法制度进行批评的评论家表达了强烈的情感，他们认为：“这一制度尽管有自己所标榜的目标，但是现代的刑事司法的目标已经不再是犯罪的控制而是恢复名誉。”²³在现行的对于囚犯“仓储”（inmate warehousing）进行惩罚的风气中，矫治强调的内容从标语口号所宣扬的恢复名誉转到了较为公事公办的口气，比如“管理效率”。

为了节省成本，加利福利亚州的一些监狱在监狱的周围设置了能致人死亡的电网。一个管理者指出这还是一个安全保护措施，他表示“电网不会被分散注意力，不会有一刻的懈怠，也不会疲倦。”²⁴此时，出现了一个新保守主义者，他推动那些用于支持反犯罪的方式的发展，包括体罚、让罪犯带镣铐甚至将死刑适用于13岁以下的孩子。

随着犯罪率在过去的十年里趋于平稳以及经济呈下降趋势，很多州面临着削减开支以使收支平衡。在没有需要奋力争取到规定数量的被监禁的囚犯的政治压力下，现在各个监狱正在对那为数不多的预算开支进行竞争。

911事件以后，识别技术变得越来越重要，矫治体系的官员将注意力更多地放在了证明哪些人离开了监狱然后又进去了，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关注这个问题。基于手掌几何特征的身份识别（hand geometry）和虹膜识别（iris recognition）是两种新的在矫治中使用的识别方式。在发生了很多错误释放囚犯的事件后，识别技术转向了新的技术，这代表着这样的努力——“去除在将来释放囚犯中的人为因素，确定进来的身体就是出去的身体。”²⁵一些同样的识别技术也被用来识别职员避免违反安全规定，特别是考虑到911事件。

DNA技术的使用也对于犯罪的矫治产生了显著的影响。一些死刑犯在被错误地判为有罪后的十甚至二十年后，才被证明是无罪。DNA技术也被应用于解决一些悬案。很多州现在已经出台了同意对于特定种类的罪犯，通常是性犯罪者，进行DNA鉴定的政策。这就允许有关机构检验cold hits（on old cases）的DNA 样本。支持者认为也应该将DNA鉴定应用范围扩大到其他的重罪犯。

2001年6月，密歇西根州的犯罪矫治部门（Department of Correction）通过了一项法令，这项法令要求对所有的囚犯进行DNA检验而忽略他们的犯罪情形。然而，接近50,000个囚犯的DNA检验需要修正传统的DNA检验程序，即从抽血检验改变为口腔拭样检验（这个比较便宜）。像维吉尼亚州一样，很多州被美国公民自由联盟(The American Civil Liberties Union)起诉，原因是他们对囚犯进行DNA检验不是为了解决以前的犯罪案件而是为以后的破案提供数据。尽管对于在犯罪矫治系统中使用DNA技术有多少益处这一点上很难达成一致意见，但是提倡者坚持认为，如果在刑事司法的最初阶段就运用DNA检验，那么在纠正制度中所需要进行的判决后的检验就会少很多。

犯罪和刑罚 （CRIME AND PUNISHMENT）

针对那些对美国国家安全形成威胁的现代犯罪产生了新的一批法律执行者，这是为那些史无前例的犯罪行为作准备的。其中最可怕的是利用化学、生物以及计算机武器造成巨大的破坏。这些之所以具有很大的威胁性是因为这些武器很容易制造、运输，使用很便宜且有效。只要看看奥克拉荷马市中心的联邦大楼爆炸案（Alfred P. Murrah Federal Building）及世贸中心的爆炸案，就可以发现每一起爆炸案都只用了一辆交通工具（一辆卡车、一架飞机）和一个炸弹就成功了。然而，几乎没有人预料到让刑事司法和安全专家们最害怕的事情在2001年9月11日成为了现实。

冷战的结束使得杀伤性武器的获得变得很容易。现在的状况是，俄罗斯有很多军火待售，据报道，这些军火的出售是正当的。计算机经济的蔓延产生了这样的猜想——恐怖分子袭击了航空控制系统导致大型客机相撞。从20世纪90年代起，情报专家就对于微生物和化学武器的毁灭性作用而带来的危险提出了警告。

美国最大的优势就是她的自由和开放。然而其国内的恐怖主义也是美国最大的弱点。随着对边防的控制的放松，人和商品合法的或非法的流入或流出美国。每年有超过四千万的人进入美国；每年都有八十万架次飞机降落到美国领土；每年都有大约有九百万货物集装箱抵达美国的港口。据海关官员的报道，这其中只有2%~3%接受了检查。考虑到生物、化学以及核武器的危险性，FBI局长路易斯·弗里承认“这些可以造成巨大毁坏性的武器可能代表着那些对美国的潜在的严重威胁。”影子经济和非法移民的出现是伴随着日益增长的非法毒品交易的。如果美国不能解决非法毒品的过境问题（只是抓住了毒贩），那么毁灭性的武器的走私也将不能被制止。

范围波及全球的互联网的出现以及其他通讯方式的变革不仅仅为罪犯提供了更多的机会而且对于一些犯罪的定义方式也有了一些改变。例如，一个新泽西州的男人被控告严重的性骚扰仅仅因为他与未成年受害者通过电话联系。作者温迪·科米纳（Wendy Kaminer）暗示“这个案例可能会改变我们对于强奸的想法”。²⁶这个案件所引起的问题是这是否是过于热情地与科技犯罪进行警察追捕游戏。在这个案子中，罪犯始终没有与被害人进行实质地接触只是给12个8到14岁的女孩打了淫秽电话。科米纳说，这个案件创造了一个先例：“指出接近司法的治疗方式的限度。”（”point to a therapeutic approach to justice”）

在过去的几年时间里，FBI侵略性地通过国家主导的合法影像计划（Innocent Images National Initiative）检查了互联网，这个计划是从1995年开始的。计划实施者装作青少年来诱捕那些在互联网上鬼鬼祟祟行动的色情作品作者和恋童癖者。尽管有对于诱捕行动的起诉，但是在这个计划下被捕的人数从1996年到2000年间增长了1264%。²⁷

国会也采取了一些行动试图对于互联网交谈强制实行一些限制以保护青少年。最高院推翻了一些关于这方面的立法，最近正在重新审查1996年的《预防儿童色情法案》（Prevention Child pornography），在这部法案中，实质上的儿童色情文学被视为犯罪。

有组织的犯罪 （Organized Crime）

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在美国的有组织犯罪中意大利的辛迪加组织占主导地位。20世纪末变化的移民模式改变了美国有组织犯罪的面貌。并不是在世纪之交才有这么多的移民涌入美国。在1982~1989年间，仅仅纽约市就涌入了大约有685,000个合法移民。尽管在国家的部分地方有人强烈反对移民移入，但是，这些移民使得一些老城复兴了，比如波士顿、芝加哥和纽约，这些老城的居民人数一直在减少。

美国惊人的多样性常常反映在有组织犯罪的类型中。来自犹太的、爱尔兰的、意大利的移民分别成为不同移民高峰期中的主流。然而，早期的这些地区的差异性以及暴力犯罪与现在的方式相比已经不同了。黑社会暴力偶尔也会受到其他国家的同化，比如为追寻自己的美国梦想而移民过来的多米尼加共和国人（Dominicans）、俄罗斯人（Russians）、哥伦比亚人（Colombians）、牙买加人（Jamaicans）、越南人（Vietnamese）、老挝人（Laotians）和中国人（Chinese）容易被吸引到某些犯罪组织中。

记者威廉姆·克莱因克内希特(Kleinknecht)认为，“只要有下层阶级”、“只要有美国城市”那么就将会为有组织的犯罪活动提供机会。无论有组织的犯罪在将来会怎样，毒品当然地继续成为犯罪集团的主要的生意，犯罪集团据此使他们之间的联系更紧密。国际共同犯罪，比如西西里岛和俄罗斯的黑手党、哥伦比亚的卡特尔帮和中国的三合会（Chinese triad）这些不同的非法毒品组织之间的合作日益密切。针对这个问题，国际法律执行机构似乎已经克服了各国以前的不愿意合作态度，联合了各国力量在很多地区打击有组织的犯罪。

羞耻心的回归 （The Return of Shaming）

对于可供选择的刑事司法策略的寻求持续了一个世纪，但奇怪的是政策制定者很难从过去中吸取经验。然而，一些法官经历过那些能让人回想起新英格兰清教徒殖民地的展览惩罚形式（exhibitory punishment）。在休斯顿（Houston），特德·珀（Ted Poe）法官于1999年写下了这样的法条——允许各州的法官在缓刑案件中让犯罪发生地的公众监督罪犯的行为。法官珀自己就在近300起案件中适用了“公众监督”的刑罚。一个案件中，一个因家庭暴力被起诉的男子被要求在市政大厅的台阶上公开向他的妻子道歉。另一个案件中，一个酒后驾车司机被命令在一个酒吧前踱步，胸前的牌子上写着“我酒后驾车撞死了2个人”。在纳桑尼尔·霍桑（Nathaniel Hawthorne）所著的《红字》（The Scarlet Letter）的启发下，法官的解释是“如果我们要忍受公众的嘲笑，我们不喜欢这样但是事情将会发生，我们就会改变我们的行为和态度。”²⁹

羞耻心的回归这一观点招致了批评家的反对，他们认为这是试图在法庭中鼓吹道德。人们所担心的是基于教堂与国家的分离。假设存在这种案件——法官判处被告去得克萨斯州和路易斯安娜州做礼拜，以此代替在监狱服刑或交纳罚金，美国公民自由联盟(The American Civil Liberties Union)和其他的社会团体担心转向基于羞耻的刑罚反映的是宗教保守主义者明显的试图将他们的价值观强加于政治和法律体系。

尽管没有以前的经验表明羞耻心可以影响犯罪行为，但是羞耻心已经成为审判中很普遍的选择之一。在新墨西哥的一个镇，一个自由作家（bad-check writer）被画在一个巨大的帐篷上展览；在亚利桑那州（Arizona），囚犯被登记在城市监狱的登记簿上，这个登记簿被放在互联网上供人们浏览；在密苏里州（Missouri）的堪萨斯（Kansas）城有一个更著名的节目——是基于羞耻的“约翰 电视”（John TV），在这个节目中播放的是罪犯被捕的画面，包括卖淫罪。

尽管偶尔也有一些批评，但是几乎没有对于基于羞耻心的判决的质疑。在很多例子中，这种基于羞耻心的判决是主要针对性犯罪者的，很多法官让罪犯自己去体会这一点。因为基于羞耻心的刑罚经常作为监禁的替代刑，这种刑罚在提醒公众注意某类性犯罪者的威胁的同时节约了纳税者的钱，因而很少有对此的反对。马克·卡拉斯(Marc Klaas)认为他的女儿波莉在1993年的被害推动了被称为《梅甘法》（Megan's Law）的法律的出台（在一个七岁的新泽西州的女孩在她的邻居家被杀后），“我们开始意识到匿名滋长了犯罪。”

死刑（Capital Punishment）

自从1976年恢复死刑以来，有705名男性和6名女性被执行了死刑（到2001年5月）。对这些人进行研究会发现，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很穷，而且多半是白人（56%），特征是他们都是高中就辍学的人。很多人是来自南部的，很多人以前没有杀过人。在这711起被执行死刑的案件中，有579起在南部执行，其中得克萨斯州居首位，有246起。³⁰尽管大多数国家都不对未成年人适用死刑，但是，自1976年来，有17个在他们犯罪时不满18周岁的罪犯被执行了死刑。目前，在38个适用死刑的州中，有18个州将犯罪时至少满16岁作为适用死刑的最低年龄，5个州定为17岁，15个州定为18岁。

到2001年，对死刑的支持日益减少，尽管大多数美国人仍然赞成。在2001年10月的一次盖洛普民意测验中（Gallup Poll），68%的公众赞成死刑。反对的原因包括死刑给予的是不公正的惩罚以及死刑不成比例的对准了少数人。伊利诺斯州（Illinois）的13名等待被执行死刑的人被发现是无辜的，这一事件发生后很多人改变了他们对死刑的看法，这也使得州长乔治·瑞恩（George Ryan）在2000年宣布了在全州适用的死刑中止令。奥斯汀· 萨拉（Austin Sarat），《当国家杀人时》（When the State Kills）的作者，认为这个中止令是关于死刑问题全国对话的转折点。

2000年5月，最高法院在电刑自1890年出现后第一次对其进行审查。2001年，大多数州已经废除了电刑，而以注射死亡法代替。从1890年电刑出现以来，来自26个州的超过4300人在电椅上被执行死刑。到2000年，只有内布拉斯加州（Nebraska）和阿拉巴马州（Alabama）仍将这种方法作为死刑的主要执行方式。在这一案件中，法院所考虑的是内布拉斯州的这种特殊的方法——给被执行者四次电击，是不是野蛮的和异常的。同年11月，乔治亚州最高法院驳回了一个对电椅的异议，宣称：已被宣告有罪的人在他的上诉中提出对电刑的异议已经迟了，上诉只能针对程序问题。2000年7月迈克尔·克拉格特（Michael Clagett）在维吉利亚州（Virginia）被执行电刑，此后再也没有罪犯被判处电刑了。

2000年德克萨斯州创造了在一年之内有40个人被判处死刑的纪录，在2001年，德克萨斯州与其他州一起，考虑以不准假释的无期徒刑来替代死刑。³¹作为全国执行死刑最多的州，德克萨斯州给陪审团提供选择——判处一个谋杀犯死刑或者终身监禁（40年以后才有可能被假释）。大部分民意调查显示如果不准假释的终身监禁也是选择之一，那么几乎没有陪审团会推荐死刑。如果德克萨斯州提供这样的选择，那么它就成为了目前提供这一选择的45个州的其中一员。而在德克萨斯对于这个选择权的反对者们则坚持认为如果这个选择权被通过了，那么这就是在废除死刑的之路上更近了一步，那么建造更多的监狱就成为了当务之急。

美国联邦制的基础之一就是法律的执行是州的事务。超过200年，死刑只适用于一小部分的犯罪，包括间谍罪（espionage）、侵吞联邦财产（murder on federal property）、抢劫银行时杀人、仿效林德伯格绑架案的绑架（following Lindbergh kidnapping）以及州际绑架（interstate kidnapping）。在1963年约翰·肯尼迪总统被暗杀之前，暗杀总统并不是一个联邦犯罪（federal crime）。在反对毒品之战的剧痛中，1988年国会判处了一些与毒品有关的谋杀犯死刑。作为1994年公共汽车犯罪条例的一部分，国会增加了40多种可以被联邦检查官起诉然后被判处死刑的犯罪，其中包括导致死亡的劫车（carjacking）。

最近的一个案件使得关于死刑的辩论在国内备受关注。在这个案件中，司法部竭力使得几个在罗德岛州（Rhode Island）谋杀了2个大学生而被起诉谋杀犯适用死刑。该犯罪行为发生在劫车的过程中，但是罗德岛州没有死刑。然而，在新的联邦指导方针和受害者家人的推动下，联邦检查官正在试图适用联邦的死刑。1995年到2000年间，司法部长珍妮特·雷诺（Janet Reno）批准对285个被告适用死刑（只有17个人来自12个没有死刑的州）。司法部长为约翰·阿什克罗夫特（John Ashcroft）时，指导方针发生了变化，一个州是否废除了死刑可能是现在考虑联邦政府是不是变得复杂的一个因素。

对于死刑的反对者来说，很难理解为什么对弗曼案作出判决都快30年了，最高法院还在考虑要不要对智力有障碍杀人犯判处死刑。2001年3月，法官们审理了一个北卡罗来纳州（North Carolina）死刑犯的上诉，这个死刑犯的死刑执行期被提早了一个月。法庭认为在德克萨斯杀手强尼·保罗·彭瑞（Johnny Paul Penry）案中判处智力有障碍的罪犯死刑是合宪的，这已经是12年前的事了。1989年，法官最初基于他的判决中没有将其智力有障碍视为一个可能减轻处罚的因素而推翻了彭瑞案的判决。但是后来彭瑞被复审，被定罪，最终因为他的罪行被执行了死刑。

在彭瑞案的那个时候，只有马里兰州（Maryland）和乔治亚州（Georgia）禁止对智障的罪犯适用死刑。但是彭瑞案越来越被视为是违反人权的。今天，38个有死刑的州里有18个州以及联邦政府都禁止对智障的罪犯适用死刑。

2001年3月，最高法院规定在陪审团决定是判处这个杀人犯死刑还是终身监禁时必须被告知所有的真相。在谢弗诉南卡罗莱纳州案（Shafer v. South Carolina）案中，法庭撤销了对于南卡罗莱纳州一名男子的死刑，这名男子是被陪审团定罪的，因陪审团对于“终身监禁”这个名词很迷惑。在这个特殊的案件中，十八岁的韦斯利·艾瑞·谢弗（Wesley Aarin Shafer）因为在抢劫中杀死了一个便利店的收银员而受审。当时州的法律是提供了选择的可能性——要么死刑要么是没有保释可能性的终身监禁。法官建议陪审团可以判处谢弗“终身监禁或死刑”。当法官被要求对此作进一步解释时，法官拒绝给予陪审团答复，因而导致了对谢弗判处死刑。在过去的十年里，除了5个州以外的其它所有的州都通过了这样的法律，即被判处终身监禁的罪犯要在监狱度过他剩下来的生命时光而不准保释。在有死刑的38个州中只有4个州没有通过不准保释的法案。

联邦判处奥克拉荷马市中心的联邦大楼（Oxlahoma City)爆炸案的罪犯蒂莫西·麦克维(Timothy McVeigh)死刑，对此尽管几乎没有什么争论，但是911恐怖袭击产生的一些案子带来了人们对于死刑的质疑。最近在一个史无前例的判决中，政府的检察官试图使被称为第二十个劫机者的扎卡利亚·穆萨维(Zacarias Moussaoui)被判死刑，而他仅仅是被起诉为共谋。这将是现代历史上第一起州或联邦的检察官试图在这样的案件中使得被告被判处死刑——在此案中被告仅仅是共谋犯罪而不是实际上的犯罪实行者。

官员们指控19个劫机者而不是20个劫机者劫持了4架飞机，因为穆萨维当时因为非法移民的指控被关在监狱，他使一群劫机者仿效4个人的行为而不是其它人所认为的5个人。如果穆萨维被定罪并被判处死刑，那么极有可能在最高法院引起“风暴”。法律批评家会认为这会为以后的很多被告当作先例，并会形成这样的先例，即政治动机胜过法律规则。

美国的暴力犯罪（AMERICAN VIOLENCE）

美国进入21世纪时，它继续展现某些与其它工业化国家如德国、日本、法国以及英国等不同的特性。尽管在过去十年，美国的谋杀案呈下降趋势，但是在这个犯罪领域，美国在工业化的所有国家里还是居于首位。一个对美国暴力犯罪的研究表明，整个国家的暴力犯罪的模式在已经过去的时间里确立了。没有任何一个地方能比美国发生更多的情杀案件。超过半数的谋杀犯都用手枪作案。

据报道，美国的手枪制造产业已经开始衰落，这可能是未来美国手枪暴力犯罪将减少的微弱的希望。该产业的衰落是在它连续30年的发展后出现的，促使其发展的部分因素有犯罪的威胁、内乱和20世纪80年代的可卡因暴力犯罪的盛行。1998年，手枪产量跌落至其在过去三十年里的最低点。根据2001年的报告，“美国的手枪市场这么急剧的萎缩，以至于一些工业学家认为它将不会再复苏了。”³⁴对于这种趋势的解释有：购买手枪的更严格的规定、已经饱和的市场、公众对于校园枪杀和工厂谋杀的强烈的反对。

1993年《手枪暴力犯罪防治法》（the Handgun Violence Prevention Act）（即被称为布瑞迪法案）( Brady bill)的通过，可能会劝阻一些潜在的枪支购买者去购买武器，因为根据这个法案要对于其背景进行核查。其他人指出很多人购买手枪是基于安全的考虑，而现在犯罪率下降到了三十年里的最低点，因而现在有购买手枪的倾向的人数将会减少。

其它的对于手枪买卖下降的解释是枪支控制游说团的发生变化的策略。以前，建议对枪支实行控制的人们将焦点集中于游说议员通过更严格的立法。任何选举中都会遇到这个棘手的问题，大多数政治家们是勉强地加入了这个争论中。因此20世纪90年代末，枪支控制的拥护者把他们的目光转向了新的目标——起诉各种枪支的制造者。

在过去的三年时间里，全国范围内各城市和政府的一些委员会委员对枪支制造和出售者提起了超过30起的诉讼。对于枪支制造者的起诉理由是过失制造危险武器导致儿童和罪犯掌握危险武器造成严重后果。作为枪支控制支持者的策略的一部分，他们试图给枪支制造者最痛的一击，那就是从他们的口袋里掏钱，让他们为预防手枪暴力犯罪的高支出付费，补偿为处理枪击的受伤者而建立创伤病房所需要的庞大的支出。虽然一些案件已经被驳回，但是潜在的破产的危险对于大部分枪支制造者的未来仍然是个威胁。1999年古老的科尔特制造公司（Colt Manufacturing）选择了从枪支零售业中推出，将自己的具有决定性意义贸易集中在了军火市场和警察市场，这主要是因为害怕可能的诉讼。2000年，枪支制造商Smith & Wesson同意在所有的枪上装一个安全锁以及在其营销活动中作出重要的修改。³⁵

根据纽约时代杂志最近的调查，几乎每十天“在美国就会出现一起发生在公共场所的对群众随意射击的枪击事件”。没有任何一种枪击事件能比校园枪击事件更能引起新闻界的关注，特别是当受害者是白人时。校园枪杀案代表的只是美国杀人案中一小部分。在过去的十年时间里，有150,000个美国人被谋杀，而只有150人是在校园里或在校园周围被杀。对于这类事件进行有选择的报道的媒体遭到了批评家们指责，他们认为这是有歧视的报道——忽略了受害者是非裔美国人和其他少数民族的枪杀案件，而他们是校园暴力的最主要的目标。来自华盛顿司法政策学会(Justice Policy Institute)的麦克·梅勒斯（Mike Males）认为“黑人青年和白人青年面临的校园暴力威胁比25年前要小的多。”³⁶

联邦调查的数据表明，自杀是导致死亡的第八大原因，每年有30,000人死于自杀。有1/3的人死于他杀。在2001年5月，联邦政府公布了一项旨在预防自杀的国家政策。在这些建议中，策略就是在学校、监狱和工作场所进行更多的预防自杀的项目以及鼓励医学社团的成员去查看那些生命有危险的病人的家中是否有手枪、毒品或者其他的致命的武器。

20世纪90年代，反对堕胎的暴力活动日益升级，从聚众抗议（picketing）、言语骚扰（verbal harassment）、纵火和制造爆炸发展到直接暗杀医生和诊所的被雇佣者。20世纪90年代末，反对堕胎的狙击手开始将在家的医生作为目标了，他们使用高性能的步枪。这其中最著名的事件要数发生一名巴内特·斯莱皮安（Barnett Slepian）的堕胎医生在纽约州布法罗市附近的家里被从窗外射入的一枚子弹击中而死。袭击者被确定为詹姆士·科博（James Kopp)。2001年3月，在国际搜捕活动中，科博在法国被捕。通过电子邮件和窃听科博与朋友的谈话，法国警方帮助FBI抓捕了科博。从1999年6月开始，科博就是FBI十大通缉犯之一，他在逃亡过程中得到了其他反对堕胎的支持者的帮助。

校园枪击事件和连环杀手不再淹没整个晚间新闻，取而代之的是这样的新闻——到2002年4月，针对西班牙裔的暴力犯罪率在20世纪90年代中的某七年时间里下降了56%，这和针对白人的暴力犯罪率相似。这个下降与针对其他少数民族的暴力犯罪的减少是一致的。除了抢劫，美国本土人是各类犯罪的最主要的牺牲者。拉美裔全国委员会（National Council of La Raza）的发言人将国家警察局的努力视为改善与西班牙裔关系的保证。

结论（CONCLUSIONS）

无论21世纪将会出现什么样的科技进步，刑事司法制度仍然坚定不移的依靠那些经过了时间检验的过去的惯例。人们目击了大型购物商场的停车场里和市中心重新出现了骑马的巡逻队，人们发现在法庭里羞耻感重新出现了。随着执法队伍的出现，人们发现骑在马背上的官员明显比只有两条腿的对手有优势，特别是在控制人群时。1629年查尔斯国王首先提出了骑马巡逻，之后马背上的巡逻队的分支明显不断增长。机动车的出现曾使马背上的巡逻队几乎退出了历史舞台，在过去的20年里马背上的巡逻队在很多大城市又一次出现，并被视为在控制暴动时有优势，在社会关系中有优势，他们的视野更高。同时，证明了刑事司法改革具有循环特性的是强调社区警务的复兴，社区警务将警察从警车中走出来，回到在各社区步行巡逻。

最近的民意调查表明对死刑的支持在下降，而对死刑的支持在过去的十年时间里几乎没有下降过。对于死刑的争论开始针对尖锐的问题，这是受到了发生在2001年的几个事件的影响，其中包括奥克拉荷马市中心的联邦大楼爆炸案的罪犯蒂莫西·麦克维(Timothy McVeigh)被处决，在布什总统欧洲之行期间针对美国的死刑政策违反了人权而进行的抗议，纽约一个法庭没有判处非洲大使馆爆炸事件的制造者之一死刑，俄亥俄州一个声称自己有精神分裂症的谋杀犯被执行死刑。尽管大部分的美国人仍然支持死刑，但是支持的人数在减少。

2001年末，美国对于死刑的使用戏剧般的减少了，那一年只有66个人被执行死刑而前一年有85个。得克萨斯州在2000年有40个人被执行死刑，而2001年只有17个，将领先的位置让给了在2001年有18个人的俄克拉荷马州（Oklahoma）。而且，犯罪率下降以及DNA技术可以还人清白，二者的结合使得法庭和公众更加怀疑死刑。正当被行刑的人数减少这一事实鼓舞了死刑反对者时，联邦政府又开始在几十年里的第一次对人执行死刑，这使得很多死刑的反对者大感忧虑。

在过去的三十年里，美国监狱里的人数增长了500%。即使在20世纪90年代犯罪率呈现下降趋势，监狱支出仍然是州预算中增长最快的一项。2002年，超过200万个囚犯被监禁在州监狱、联邦监狱以及地方矫正机构，这些机构每年的开支超过300亿美元。全国范围内，警卫的支出占监狱支出的80%。为了削减预算，一些州解雇了一些警卫和监督管理人员。另一些州则削减了教育项目和食物供给方面的支出以节省开支。

2002年4月，司法部宣布在去年一年里监狱人数只增长了1%，是近30年里的最低值（到2001年6月30日，145个人中才有1个人在监狱）。大部分囚犯被监禁在州监狱中，而州监狱监禁的囚犯人数只增长了0.4%。联邦监狱监禁的囚犯人数增长最快，增长了7.2%。然而，这个的部分原因是联邦政府的监狱继续承担了哥伦比亚特区囚犯的关押责任（这个转移在2001年结束了）。在监狱中的种族不平等仍然不断引起人们对于刑事司法制度的批评。司法部公布的数据显示，13.4%的黑人（年龄从25—29岁）被监禁，与之相比，只有4.1%的西班牙人和1.8%的白人。

贯穿整个美国历史的一些有争议的事情，比如种族暴力和不平等、手枪犯罪、警察暴行、监狱的过度拥挤、对于公民自由的关注、非法药品以及死刑，在新千年里将继续困扰美国。其他的一些新的更具灾难性的威胁，包括使用核武器和使用化学武器的恐怖主义，也会挑战刑事司法制度。

为什么要学习刑事司法历史（Why Study the History of Criminal Justice）

虽然目前的民意调查表明大多数的美国人都坚信美国宪法对他们很重要，但是很多证据证明“美国人对于国家最重要的文件的无知程度骇人听闻。”³⁷由国家宪法中心（National Constitution Center）在1997年公布的民意调查结果表明超过半数的被调查者不知道美国有100个参议员；1/4的被调查者甚至不能说出宪法第一修正案所保护的权利名称；超过1/3的被调查者隐约记得宪法规定英语是国家的官方语言；1/6的被调查者“以为”宪法规定美国是一个基督教国家。令历史学家和其他一些学者更加沮丧的是美国人对于《独立宣言》和《美国宪法》的混淆程度，84%的被调查者认为是美国宪法规定“人人生而平等”。

1997年，一个越南的移民在公民入籍考试中回答有关宪法的问题时被问到美国宪法签署的年份，他自信满满地回答“1787”。当他收到他的答题卷时，这一题被判答错了，他非常懊恼。但是，他是正确的而且他极有可能比美国本土公民更了解美国宪法，因而，他获得了公民资格。

2001年4月中旬，两件有关历史的、似乎不合时代的事件成为了国家新闻报道的中心。这些事件对于很多年轻人来说是很抽象的东西，然而这些展示了美国的简史。已经去世的伟大的好莱坞复兴时期的艺术家——奥森·威尔斯(Orson Welles)曾经宣称他就差一点点就能跟拿破仑握手了（意思是，某个跟他握手的人曾经跟拿破仑握过手）。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么南北战争和民权运动（civil right movement）至少也就差几步虽然事实上有一定距离。

2001年，曾发起反种族歧视运动，反对犯罪的南方反贫穷法律中心(the Southern Poverty Law Center)宣称在人权时代在阿拉巴马州（Alabama）、佛罗里达州（Florida）、路易斯安那州（Louisiana）和密西西比州（Mississippi）共记录有18件死刑案件。2001年4月16日，在阿拉巴马州的伯明翰（Birmingham）审理62岁的小托马斯·E·布莱顿（Thomas E. Blanton Jr.）和71岁的弗兰克·凯瑞（Frank Cheery）时，陪审团开始在死刑与终身监禁之间的选择；这两个人都因为大约40年前的伯明翰第16 街道浸礼会教友教会爆炸案而面临四项谋杀罪的指控。当凯瑞的案件由于他的心智能力问题而被推延时，在2001年5月2日，陪审团花了不到2个半小时就布莱顿终身监禁。³⁸

伯明翰的居民（一个曾被小马丁·路德·金称为“全国种族隔离最严重的大城市”）都希望该案不存在。讽刺地是，由于FBI窃听到的情报以及一个告密者的证言——该告密者在看了犯罪现场的四个年轻死者的照片后了打破了三K党保持沉默的规定，这个案件开始对布莱顿和凯瑞不利。

这两个人由于一个似乎是古老的犯罪而继续受审的同一周，密西西比州正在为是否要选择新的州旗在举行全民公决。乔治亚州、佛罗里达州、南卡罗来纳州以及阿尔巴马州都因为该案的严重危害性而将其他事情放到了一边，唯独密西西比州不受该案的影响。长期处在冲突的中心——黑人希望移到旧南部（Old South）那边而白人则宣称对于文化遗产有深刻的情感，密西西比州现在仍然是Deep South最穷、拥有城市数目最少的州。它还是最受历史困扰的州。在所有人的意料之中，全民公决的投票结果是3：1，大部分人倾向于保留有邦联战争徽记的州旗。

在密西西比州正在为自己拥有的财富——与过去一脉相连而欢呼时，其他的州则在为与过去没什么特别联系、手枪生产工业被敲响了丧钟——一些专家认为由于很多的诉讼和其对社会的有害性该工业将不会再复兴了——而欢呼。³⁹然而，在全国的手枪市场都已经饱和的情况下，认为手枪市场的萎缩会对于美国犯罪率的下降有潜在的影响，这可能有点过早。

由于科技的发展和国家政治政策的变化，再加上警察工作的严谨，人权时代未能解决的案件得到了解决。用21世纪的刑事司法来结束这一章，引用一句经常被引用的来自小说家威廉姆·福克纳（William Faulkner）的小说《我弥留之际》（As I Lay Dying）中的话：“过去从来没有消失，它也不仅仅是过去。”（The past is never dead, It's not even past.）就像刑事司法历史学家约翰·康利（John Conley）在1993年有卓越见解的说道，学习历史“可以掌握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和一些习俗”、“可以在将现实与历史经验的比较和对照中为评价建立深厚的基础。”⁴⁰刑事司法制度的变革比以前任何时候都要快。以前建立在实验和创新基础上的缓慢的发展已经变成了现在的采取灵活的、先发制人的方式去控制、抑制犯罪行为，而这在过去是不可想象的。没有人可以预见这个传奇的下一章将是什么。